第一卷 · 编者序

🪶 笔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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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第三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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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color: #6B7B6B; max-width: 95%; margin: 0 auto; text-align: justify; font-family: '宋体', Georgia, serif; font-weight: normal;">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见到这第三版的付印。这位大思想家，在他的伟大之前，虽一向反对他的，也不能不拜服。他在1883年3月14日去世了。

在我，是丧失了一个相交四十年的最好最真实的朋友。对于他，我的感觉和思念，是不能够用言语形容的。这时候，这第三版付印的准备及尚未发表的第二卷原稿的整理，都不能不由我负责了。在此，我应该向读者报告，我是怎样成就前一种义务的。

在第一卷前二版，有许多理论的讨论点，未曾表示得显明，有许多新的论点，也未经加人。最近发生的历史材料与统计材料，也是未曾补充进去的。马克思对于这些地方，本来有意要彻底改订。但他的宿疾及完成第二卷的切望，使他放弃了这种意思。因此，他所手订的地方，都是最切要的地方;偶有增补，不过是把已见于法文译本“Le Capital.ParKarl Marx.Paris.Lachatre 1873年巴黎”中的若干补遗，重新采人罢了。

在他的遗稿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是间有修改的。有些地方，还特别标示着应参看法文译本。我还发现一个法文本，他曾经细心标出某段某段话应被采用。除少数例外，这种增订，概属于本书最后讨论资本蓄积过程的一篇。旧版以前各篇，皆曾经细密订正。独这一篇比较更依照原稿的样子。就因此，这一篇的文章是更流利，更一气呵成，但也更多疏忽，更多英文语气，且不免有暧昧之处。在议论上，那也间或有漏洞，有许多要点也只是略略提示到罢了。

关于文体，马克思曾手订这一篇的各节。由此以及由他时常亲自对我提示的暗示，他给了我一个标准，叫我对于英文术语及文字，能有所取舍。增订处，概出于马克思亲笔;冗长的法语，也系代以马克思自己的紧练的德语。我不过把已经作好的改订，插到原文去罢了。

所以，第三版所有改动的地方，我都确实知道，若著者尚在，他也会加以改动。德意志经济学者惯用的名辞，例如“劳动给与者”(Arbeitgeber即以现金取得他人劳动的人)，与“劳动受取者”(Arbeitnehmer即以劳动交换工资的人)那一类无意义的名辞，我当然不想加到《资本论》里面去。法文travail一字，在日常生活上，也含有“职业”的意思。但若经济学者称资本家为donneur detravail(劳动给与者)，称劳动者为receveur de 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必定会说他是疯子。

又，原文几乎是一律用英国货币与度量衡名称，我不敢将它们换算为新德意志式的名称。当《资本论》初版发行之际，德意志尚盛行多种度量衡制度，马克(Mark)有二种-帝国马克，当时尚只存在梭特啤亚(Soetbeer)头脑中，这是他在18世纪三十年代之末发明的-古尔登(Gulden)有二种;台娄尔(Taler)至少有三种，其中有一种是以“新三分之二”(Nene Zwveidritel)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米突制已为通用的制度;但世界市场仍以英国的度量衡为标准。本书既不得不专从英国产业采取事实作例，也自然应该采用英国度量衡的名称。这个理由在今日依然未曾失去作用。就这方面说，世界市场的情形，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几种主要的产业(铁工业与棉工业)，依然采用英国的度量衡制度。

最后，我必须一言马克思的屡屡被人误解的抄引法。在纯事实的叙述与描写上，引语(例如英国的蓝皮书)本身就是单纯的例证。但若抄引的话是别的经济学者的理论的见解，却不是这样。在这场合，抄引的目的，只在指明，在发展的进程中，一种特别的经济思想，是最先在何处，最先在何时，最先由何人明白表示出来。马克思所要说明的是，这种经济思想，在经济学史上是重要的，并且是当时经济情形的适切的理论的表现。至若这种思想，从他的见地看，是否尚有绝对的或相对的妥当性，或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遗迹，那倒是没有关系。所以，这种抄引，不过是本文从经济学史借来的注解，并从时代与人两方面，说明经济学说上各种重要的进步。这种工作在经济学上是极重要的，因为这种科学的历史家，一向是以牵强附会为特征。读者参照再版著者的跋，又一定很容易知道，为什么德国经济学者的言论，马克思很少抄引。

本书第二卷，希望能在1884年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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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color: #6B7B6B; max-width: 95%; margin: 0 auto; text-align: justify; font-family: '宋体', Georgia, serif; font-weight: normal;">
《资本论》的英文本的刊行，无需有任何的辩白。反之，待我们说明的，宁可说是这个英文本，何以迟至今日方才刊行。因为，本书提出的理论，在过去若干年间，就已经被英美二国的定期刊物及时行著述，屡屡提到。有时被攻击，有时被辩护，有时被解释，有时则被误解。

著者在1883年长逝了。其后不久，我们就实际感到了有刊行一个英文本的必要。摩亚先生(SamuelMoore)--马克思的多年的朋友，也是序文作者的多年的朋友，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与本书熟习-慨然应承马克思遗作处分人的愿望，把这种翻译工作承担下来。我当时也答应，将来译稿完成，由我取原著来对校一遍，而在我认为必要的地方，加以适当的订正。但摩亚先生的职业上的事务，却使他不能依我们大家所希望的期限，迅速将翻译完成。当我们觉到这点时，我们又很愉快地，接受了爱威灵博士(Dr.Aveling)分担一部分工作的提议。同时，爱威灵夫人-马克思的幼女一-还自愿校正书中的引语。原书中有许多引语，是从英国著作家及蓝皮书引用过来，而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这些引语，赖有她的校订，都恢复了它们的原文。这种校订，是非常仔细的，当中只有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

下述各部分，是爱威灵博士翻译的:(1)第10章(劳动日)及第11章(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量);(2)第6篇(工资，包括第19章至22章);(3)自第24章第4节，至本书终，包括第24章后半，第25章，及第8篇全部(第26章至33章);(4)著者的两篇序。其余各部分，都由摩亚先生担任。译者对他们各自译的部分负责任，我则对全部负全部的责任。<sup><a href="#note-0" id="ref-0">**&ast;**</a></sup>”

我们这个翻译，是完全以德文本第三版为根据的。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参照著者留下的笔记注明第二版某章某节某段，应照1873年的法文译本修改<sup><a href="#note-1" id="ref-1">**1**</a></sup>”--编订发行的。第二版原文上的这种种修正，与马克思为英文译本--约在10年前，美国方面，曾有人计划将此书译成英文，后来，主要是因为没有适当的人担任翻译，所以没有实现，--所撰的译文指正书，大体是一致的。这个译文指正书，是由我们一位老朋友纽吉萨河博根的梭格(Sorge)君，交到我们手上的。这个指正书，指示我们，还有些地方，应借用法译本的语句。但这个指正书，既然比第三版编辑指正书早许多年数，所以，除了少数地方(特别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地方)，我不敢随便应用它。同样，法文本也在大多数困难的地方，当作指针，被我们参照。那指示了，有一些在原本上有完全内容，但在译本上不得不割弃的东西，著者自己也准备割弃的。

但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免除的。有些名词的用法，不仅和该名词日常生活上的用法相抵触，且和它们在普通经济学上的用法相抵触。这是不能避免的。任一种科学，每当有新解释提出时，总不免要在这个科学的术语上，发生革命。在这里，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在化学上面，全部术语，差不多20年就要在根本上发生一次变化。在化学上面，几乎没有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曾通过一序列的不同的名称。经济学一般是采用工商业生活上的用语，并且是用这种用语来进行研究的。它完全忽略了这里的结果:这样做，它一定会受这些用语的束缚，以致不能超出它们所划定的狭隘的范围。所以，古典派经济学家虽然完全明白，利润和地租不过是生产物(劳动者必须给于雇主的生产物，雇主虽不是生产物最后的专属的所有者，但是它的最初的所有者)中的部分，是当中的无给的部分，但他们决不欲超脱利润和地租的既成的概念，决不欲把生产物中这个无给部分(马克思名之为剩余生产物)，当作一个全体，并就其全体来考察。因此，对于这一部分生产物的起源，性质，及其价值再分配所依从的诸种法则，就不能有明白的理解了。又除农业或手工业外，一切产业(Industrie)，都不加区别，笼统地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ktur)这个名辞内;这样，经济史上两个在本质上有别的大时代，就被混在一起了。这两个时代，一个是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真正的制造业时代，一个是以机械为基础的近代大工业时代。在这时候，别的著作家，莫不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消灭的，最后的。这样，就无怪这个认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为人类经济史上一个过渡阶段的理论，会使用一些名辞，和他们习常使用的名辞不同了。

关于著者引语的方法，也不妨附带说一说。就大多数场合而言，引语的目的，和通常的引语一样，是在引述文件来证明本文的主张。但也有许多地方著者引述经济学著述家的话的目的，是在说明某一种见解，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什么人明白说出来。当所提出的意见，可切实表示社会生产与交换在某一时代的支配条件，而颇具重要性时，情形就是这样的。至若马克思自己是否承认这种主张，是否赞成这个主张，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这种引语，不过使本文得在这种科学的历史上，取得一种普通的注释。我们的翻译，仅包含这个著作的第一卷。但第一卷本身就很可以说是一个全体，它曾经当作一个独立的著作，刊行了二十年之久。我用德文在1883年刊行的第二卷，没有第三卷，便显然是不完全的。第三卷，顶快也要到1887年终，方才能够刊行。所以第二卷第三卷的英文本的翻译，就到第三卷德文原本刊行后再考虑，也是来得及的。

在大陆方面，《资本论》常常被称为劳动阶级的圣经。本书所得的结论，一天胜似一天的，变成了劳动阶级大运动的基本原理;这不仅在德意志，瑞士是这样，即在法兰西，荷兰，比利时，美利坚，甚至在意大利，西班牙，也是这样。随便在什么地方，劳动阶级都一天胜似一天的，承认这种结论是他们的状况与愿望的最适切的表示。这是每一个熟习劳动运动的人，都承认的。在英格兰，马克思的理论，即在现在，也在社会主义运动--那不仅在劳动阶级中传布，且同样在知识阶级中传布--上，发生着有力的影响。但还不只此。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检察本国经济地位的必要，在英国，就会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国民的必要了。产业制度在英国的进行，是用生产及市场之不断的急速的扩充，做必要条件的。这种进行，是已经陷于停滞中。自由贸易的助力，已经枯竭了;甚至孟彻斯德也怀疑它昔时的经济福音了<sup><a href="#note-2" id="ref-2">**2**</a></sup>”。急速发展的外国产业，到处与英国的生产，有着势不两立的现象。不仅在有关税保护的市场如此，即在中立的市场，甚至在海峡的这一面，也是如此。当生产力以几何级数增加时，市场的扩大至多不过依算术级数进行。自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一度且反复无已的循环一-停滞，繁荣，生产过剩，恐慌，--固然是在进行着，但那不过使我们进到一个令人沮丧的深渊，陷入永坠莫拔的穷境中。人们憧憬着的繁荣时期，将永不再来，人们虽屡次感到繁荣时期将来的预兆，但这种预兆也屡次化为乌有。在每一个冬天，都会发生这样一个大问题:“怎样处置失业的人”?但当失业者人数一年一年增加时，却没有谁能答复这个问题。这些失业的人，总有一天会忍耐不住的。我们当可屈指以计，这些失业的人，将会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命运，握到自己手上来。到这时候，这样一个人的意见，就会被他们敬服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全部理论，是他终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及经济状况的结果;这种研究又使他结论说，至少在欧洲，只有英国这个国家，这个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能完全依赖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行。当然，他决没有忘记加上一句:英国的支配阶级，不经过“拥护奴隶制度的叛变”(Proslavery rebellion)，决不会甘心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合法的革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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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font-size: 0.87em; margin-top: 16px;"><span>------------</span>
<a id="note-0" href="#ref-0">**&ast;**</a> 译者注:这里的篇次章次，是照第三版计算的，第四版略有改动的地方。
<a id="note-1" href="#ref-1">**1 **</a>法文译本，M.J.Roy译，曾经马克思逐字校正。这个译本，尤其是后半，对于德文本第二版，包含着许多的修正和增补。
<a id="note-2" href="#ref-2">**2 **</a>在本日下午孟彻斯德商会的季会中，关于自由贸易问题，曾发生一次热烈的争辩。有人动议:“我们曾希望别国照样采用自由贸易政策，但等待四十年的结果，本商会觉得，重新考虑立场的时机，已经到了。”这个动议。仅以一票的多数被打消，赞成者21票，反对者22票。--《标准晚报》188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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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color: #6B7B6B; max-width: 95%; margin: 0 auto; text-align: justify; font-family: '宋体', Georgia, serif; font-weight: normal;">
第四版我又订正了一次，希望使原文和注解，尽可能，取得决定的形态。在此，且一述订正的方法。

我再参考法文本和马克思的原稿，将若干新材料增补到原文去。又依英文本与法文本的例，加入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此外，还有一些小地方的改正，都是技术上的改正。

在若干处所(特别是历史状况已经变化，似必须附加说明的处所)，我曾补人若干注解。这种补注，都用括弧括着，附记着我的姓名的简笔字
(F.E.)。

英译本近顷的刊行，使若干抄引语，有完全改订的必要。马克思的幼女爱灵娜(Eleanor)曾不惮劳苦，替英文译本，比较抄引语与原语，使一切由英文抄引过来的文句(在本书的抄引语中，占着极大的部分)，不再是德文的重译，而尽是英语的原文。因此，在编订第四版时，我不得不参照这个版本，并由此发现了若干细微的不正确处。页数有错误，这种错误或由于抄写，或由于排工，引号及省略号的位置，也常常弄错。从笔记簿抄录这样多的引语，自不免发生这种错误。有时，我还发现若干抄引语的翻译，不甚妥当。有一些引语，是从马克思1843年和1845年的旧稿，转录下来的。那时候，他在巴黎，还不懂英文，必须从法文译本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从法文译本翻译过来，这种重译，自不免丧失原文若干意义;从斯杜亚(Steuart)，乌尔(Ure)诸人引用的文句，就有这种情形。因此，又不得不再参考原文。许多这样的小错误和小疏忽，都改正了。但若不惮烦，把第四版和前几版对照着读，便知这些细处的修正，并未稍稍改动本书的内容。其中只有一个抄引语(里查·琼斯RichardJones的话，见本书第7篇注47)，是不明出处的。那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其余一切抄引语，都还保持完全的指证力。不只如此，自本版订正之后，它们的指证力是更增加了。

在此，我们且追溯一件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语是否确实，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这个问题一直继续到马克思去世之后，故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康科第亚》杂志(德意志工厂家协会的机关杂志，在柏林出版)，曾登载一篇匿名的论文，题名“马克思的引语”。在此文内，作者义愤填膺，责马克思引用的格莱斯登(Gladstone)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的话，是伪造的(这一句话，马克思曾引用二次，第一次是国际劳动者协会成立大会的演说，后又在资本论第1卷第7期引用)。这一句话是“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悉以资产阶级为限”。这位匿名的评者，说《汉沙特》(Hansard)议事速记录(这是半官性质的报告)，没有这一句话。他说:“在格莱斯登演说中，无论哪里，也寻不到这一句话。格莱斯登的话，正好相反。马克思把这句话插人，那在形式上，在实质上，都是伪造的。”

马克思于同年5月接到《康科第亚》这一期，他乃在6月1日的《共和国杂志》上，答复这一位匿名的作者。当时他已记不清这一句话是从那一个报纸抄引过来。他不得不求其次，说明这句抄引的话，可以在两种英国出版物上找到。他又抄引《泰晤士报》的纪事。按照这个纪事，格莱斯登是说“以上所言，系我国财富的现状。假使我相信，财富与权力之陶醉增加，是以养尊处优的阶级为限，我是应当以忧虑和痛苦的心情，看待这个事情，这种增加，对于劳动人口的状态，毫无关系。根据正确的报告，这种增加，是完全以资产阶级为限的。”

格莱斯登在那里是说，倘事实果然如此，他必深以为歉，但事实确乎是完全以资产阶级为限。关于半官性质的《汉沙特》，马克思说:“当格莱斯登氏整理他的演说稿付印时，他觉得宁可把这几句话删掉。以大英财政大臣的资格，这样的话，似乎不应该出自他的口。这是英国国会常见的办法，决不是拉斯凯尔(Lasker)为欺骗培培尔(Bebel)发明的手段。”

这位匿名作者，更激怒了。在7月4日《康科第亚》的答辩中，他把自己使用的间接的资料搁开，却含羞地说，“习惯”是从速记录引用国会的演说;说《泰晤士报》的纪事(包含这伪造的文句)与《汉沙特》的纪事(不包含这伪造的文句)，实质上是相同的;说《泰晤士报》纪事所包含的意思，“和这一段话在成立大会演说中所包含的意思，正好相反”。但《泰晤士报》在这所谓“正好相反”之外，还包含“这一段话”的事实，这位匿名的作者，却不曾说起。不过，他也觉得自己难于招架，不得不采用新的法术来自卫。因此，他既用“不诚实”，“不公平”，“记述不实”，“伪造引语”，“不要脸”，这一类骂人的话，来装饰他那一篇极不要脸的文章;又觉得，有使论点转一个方面的必要。并预约在下一期“再发表一篇文章说明在我们”(这个不说谎的匿名者)“看来，格莱斯登这一句话应如何解释”。好像，事实是可以任意曲解的。这篇预约的文章，果在7月11日出版的《康科第亚》登出了。

马克思复在八月七日《共和国》上，发表一个答辩，指明格莱斯登当日的演说，曾登载在1863年4月17日《晨星》与《每晨广告》二种报纸上。照这二种报纸，格莱斯登都曾说，假如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以养尊处优的阶级为限，他是应当以忧虑的心情来看待。又说，这种增加，实际是“悉以资产阶级为限”。这二种报纸，都包含这所谓“伪造的文句”。马克思还曾经以这三种独立的但相同的报纸记载(它们都包含格莱斯登实际说过的话)，和删削以后的《汉沙特》纪事相比较，证明他前次说过的话;即，《汉沙特》所缺少的那一段话，是格莱斯登事后照惯例删去的。最后，马克思声明，他不愿再费时间，来和这一位匿名者辞驳。这位匿名的评者，好像也不要再多事。此后，再没有《康科第亚》杂志寄到马克思那委合里来了。

问题表面好像已经解决了。此后，虽有某一些与剑桥大学有关系的人，不时露出口风，谣传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犯着一种莫须有的著作上的罪过。但无论怎样调查，都不能得到确实的消息。1883年11月29日，马克思去世后8个月，《泰晤士报》才登载一篇自剑桥三一学院寄来，署名西特勒·台娄(SedleyTaylor)的通信。剑桥的谰言，和《康科第亚》那位匿名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在这个帮闲的小子手里，方才有解决的线索。

三一学院这位小子说:“这篇大会的成立演说，恶意的，从格莱斯登的演说，引用这一句话。很奇怪，这种恶意，一直要等待布棱塔诺(Brentano前任布勒斯洛大学教授，现任斯托拉斯堡大学教授)来暴露。马克思在辩护自己时，他的胆量是可佩服的。布棱塔诺的巧妙的攻击，使他计无所施，乃说:格莱斯登将演说发表在《汉沙特》以前，曾将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演说的纪事修改，把那一段与财政大臣口吻不合的话删掉。但布棱塔诺详细比较原文，证明《泰晤士报》的纪事与《汉沙特报》的纪事，皆绝对不包含断章取义者凭空窃取的意义时，马克思又以没有时间为口实，退却了”。

这便是问题的核心!这便是《康科第亚》杂志布棱塔诺的匿名论战，在剑桥帮闲家想像中的光辉的反映!这位德意志工厂家协会的圣乔治，在他们的“巧妙的攻击”上，就是这样布置，这样挥剑的。而站在魔鬼方面的马克思，就这样在圣乔治足下，计无所施了。

但这种“阿里奥式”的战争纪事，仅足以掩饰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避。他不说“伪造的插人”，不说“伪造”，只说“断章取义”了。问题是全部换了方向。转向的理由，圣乔治和剑桥的卫士是非常明了的。

爱灵娜所作的答辩，因《泰晤士报》拒绝登载，乃改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号提出。她把辩论归纳作一点。即这一句话，是不是马克思伪造插入的。西特勒·台娄答说:“在他看，在马克思与布棱塔诺的论争中，重要的问题，不是格莱斯登演说有没有包含着这一句话，却是抄引这一句话的目的，是正解还是曲解格莱斯登的意思。”他以为，《泰晤士报》的纪事，固然包含着用语上的矛盾，但从上下文气解释(那就是从自由主义的格莱斯登的立场解释)，则格莱斯登说话的意思，极为明白。(《今日》月刊1884年3月号)。关于这件事，最滑稽的一点是:匿名的布棱塔诺虽说，从《汉沙特》抄引已成习惯，《泰晤士报》的纪事，必然是不可靠，但剑桥这位小子，却不从《汉沙特》报抄引，而从《泰晤士报》抄引，当然，这句不祥的话，是《汉沙特》速记录没有的。

爱灵娜在同期《今日》月刊上，把这个辩论结束了，台娄君或已读过或未读过1872年辩论的文章。若已读过，他就不仅是“伪造插人”，而且是“伪造省略”。若未读过，他最好是三缄其口。但无论如何，他再不敢说布棱塔诺指责马克思“伪造插入”的话，是不错的了。反之，他现在不说马克思伪造插人，却非难马克思曾抹杀一句重要的话。但这一句重要的话，马克思不是在大会成立演说第5页内引述过了吗?这一句话和那一句被认为伪造插人的话，不过相隔数行而已。关于格莱斯登演说的矛盾，马克思不是又在《资本论》第7篇注105内指摘过了吗?不过，他不曾像西特勒·台娄那样，以自由主义的幻想，来把这个矛盾解决罢了。最后，爱灵娜把答辩总括起来说:“反之，马克思未抹杀任何重要的东西，也未伪造插人一言半语。他不过把格莱斯登演说中一句话一-确实说过但未记入《汉沙特》速记录中的一句话--提出来，使其不致湮灭而已。”

西特勒·台娄先生，不曾再有答辩。这个无稽的大学教授间的谣言，在二大国流传二十年之久。但其结果，任一个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在文献上的诚意了。自此以后，布棱塔诺先生将不复信《汉沙特公报》绝对无误，台娄先生也不复信布棱塔诺先生在文献上的战斗日记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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