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战略问题

🪶 笔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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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width: 98%; color: #1A4D5A; margin: 0 auto; text-align: justify;">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1.8em; font-weight: bold;">战争和战略问题<a href="#note-0" id="ref-0">**&ast;**</a>
<div style="font-size: 0.55em; font-family: '宋体', 'SimSun', serif; font-weight: normal;">（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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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我们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句话，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的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战争，是有益处的。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就成了它的靠山。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

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四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五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个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之准备反攻，游击战争表现为主要形式，辅以正规战争。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游击战争则在敌人后方大为开展。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争将表现很大的威力，极大地消耗敌人的力量，为战略反攻准备条件。在战争的第三阶段，游击战争还将和正规战争配合，最后驱逐敌人出中国。因此，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我们必须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提到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简要点评：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的一部分。文章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战争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论述了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军事战略的转变过程。这篇著作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思想和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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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width: 98%; margin: 0 auto; text-align: justify; font-size: 0.95em;">------------
<a id="note-0" href="#ref-0">**&ast;&emsp14;** </a>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六日讲的。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同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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